广州交委客管处前日组织公交代表座谈，讨论出租车价格问题。该处副处长黄迎进说，“出租车是所有交通运输工具中收费最高的，比飞机收费还高”。他还认为出租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交工具，不能单靠政府企业让利来维持出租车行业的优质经营。

考虑到座谈代表和组织方展现的立场，本次座谈会更像是对出租车及其乘客的谴责和攻击，而不是正常的民意搜集。黄处长以打的贵过坐飞机来比拟，却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论据，结论失之简单粗暴。另外，他认为出租车的优质经营要靠乘客多付代价来完成，看似有理，其实仍然经不起仔细推敲。

广州的士涨价听证会明天就要举行，在这个关口放出这些颇多混淆性质的言论，而且主持言论的是与出租车行政垄断有着密切关系的部门，实有必要加以厘清，以澄清出租车运营成本的真问题，而不是通过对出租车的污名化处理，将打的的市民人为划分为贵贱两个群体“搞斗争”，从而转移舆论对的士运营成本的问责。

迄今为止，在出租车成本的争论中，出租车公司和市交委都已表明态度。出租车公司的观点是，的士成本高昂是因为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巨大，它们认为的士司机上交的承包费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高。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大约如黄迎进所言。正如舆论预料的那样，掌握出租车牌号资源及其垄断管理的企业和部门都不认为自身是打的贵、打的难的责任方，都将成本推给广州市民。

广州近两万辆出租车每日载客近200万人次，难道这还不算公共交通工具？那些试图通过改变出租车定性来为高昂管理成本、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辩护的说辞，都在行政伦理上理亏一等。至于说“政府和企业对出租车的支持和让利”，似乎的士司机和乘客要为此感恩，更是让人哑然失笑。台湾出租车都是个体户，照样优质经营。恰恰是行政部门和公司的垄断式存在让打的费飞涨。

有经营企业前些日子“诉苦”，说成本高甚至亏损。可是晒出来的成本，“企业承担部分”事实上全部是由司机承担了的。再说，如果企业成本高昂，经营困难，可以申请破产，可为什么企业死撑着不放？企业和市交委之所以能轻易赚取出租车的剩余价值，靠的无非是资源的垄断。

在出租车的营运和管理模式下，即使打的费再涨，司机也拿不到好处，乘客更是首先的“受害者”。而由此获利的，就是出租车企业和管理部门。因此，讨论及听证的士运营成本必须要揭示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打的费用如何上涨，所维持的不过是资源垄断、行业垄断及行政垄断的稳定收益。垄断方之所以编造各种理由，制造打的费涨价合理论，其实是要稳固其垄断收益。

制造出租车属于特殊公交论，甚至偷换概念，将其比作某种公共产品中的“奢侈品”，无非是为了分散公众视线，转移舆论对出租车背后的垄断追问。客管处官员承认的士费昂贵，却有意无意地开错药方。至于拿财政的油价补贴来说事，举着“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少数人”去讨伐出租车及其乘客，更是糊涂。如果没有各种垄断，这部分补贴本可以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古代有个笑话：中了箭伤的人去治病，庸医只剪掉箭杆了事，却不管扎在肉里的箭头，说那不是他的职责。的士费听证如果不能直面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问题，不能通过遏制垄断来降低运营成本，听任垄断及其盈利模式寄生在广州市民身上，这与庸医的做法何异？广州出租车行业乱象延续了十多年，垄断始终受到保护，这不堪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